但是，随着成本的上升，地方政府需要寻找多样融资渠道，我认为此次三中全会一定会提到更多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问题。
我不主张政府完全"撒手不管"交由市场。问：很多人讨论公司上市的门槛如何设定，门槛过高，股票供给减少，门槛过低，可能引入大量"劣质"企业，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戴立宁：上市门槛如何设定呢？答案从"果汁原理"中可以得出。
整个市场就像一只手，五个指头缺一不可。（戴立宁：现为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最后，我对大陆股市管理者的建议是，金融市场风险无所不在，只要有风险，就要有管理，至于谁来管理，还是上面说的，谁最有效率就交给谁。五指互争，谁是老大？竖起大拇指，大拇指说：我当然是老大。首先，我以台湾股市为例，此前台湾股市准入门槛较高，可投资标的较少。
但是实际上，这是错误的。问：您在任职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针对证券市场管理，曾提出"三把原则"，您能具体解释一下该原则其中的深意？ 戴立宁：我曾针对证券市场管理，提出"三把原则"，即把市场还给市场，把信息公开透明，把管理做出效率。比如，2012年全国财政收入就有11.72万亿元，其中主要是税收收入。
但对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问题就比较复杂了，究竟选择哪种税制模式，完全在于执政者的利害权衡与决策立场，在于执政者的价值理念与趋向，在于执政者对诸多问题权重的评估与认可，在于执政者如何把握当下目标与未来目标的艺术与胆略，如何表里兼治，缓急兼顾。正如亚当•斯密所言：社会存在的基础与其说是仁慈，毋宁说是公正。无疑，对于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这似乎不成问题，只要通过民选、民决机制决定即可。固然，通过税制技术要素的优化，进而改善纳税人之间的税负轻重、税痛大小，也有价值，也是税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和目标。
而且，由于税权民意基础的欠缺，税权的监督也就缺少终极性的制衡机制保障，不可能通过定期的民主决策及时终止财税权力滥用以及大面积腐败的问题。试想，面对缺乏透明和细节的预算和决算机制，民间的追问没有道理吗？其实，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源就在于缺乏长效的财税权力监督制衡机制。
就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义务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而言，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与否，其前提是权力的合法性，也即被管理者的同意及其同意的多少。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存在宏观减税的空间。自然，日积月累，税权、财权的滥用和腐败就会越来越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治理根基。特别是在税权民意基础尚不牢固和广泛、税权监督缺乏长效机制的情况下，更应该慎重抉择。
这个道理，马克思早就有精辟的论述：如果需要在两种征税制度间进行选择，我们则建议完全废除间接税而普遍代之以直接税，因为间接税使每个纳税人都不知道他向国家究竟交纳了多少钱，而直接税则什么也隐瞒不了，它是公开征收的，甚至最无知的人也能一目了然。因此，中国税改注定任重道远，荆棘丛生，举步维艰。但是，这些取之于民的收入，政府是否提供了相应比价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呢？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符合纳税人的意愿吗？符合国民的共同需求层次吗？是否既满足了国民的物质性需求，又满足了国民比较高级的社会性需求，同时还满足了国民的高级需求呢？或许这组数据能给出一些答案：2012年，全国教育支出21165亿元，占16.84%。因为按照减税者的逻辑，似乎不交一分钱税的税制才是最优的，这样的税制才是税改的惟一目标——其荒谬不言而喻。
对此，日本当代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教授也指出：在间接税制下，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样的理念几乎不可能存在，并说：只要消费税占据了国家财政的中枢，就会造成人们不能监督、控制租税国家运行状况的可怕状态。可见，只有这样的减税和减速，才是接近优良税制目标的，才是减轻纳税人普遍性税痛的实质性举措。
须知，税负轻重不是税制的根本，仅仅是衡量税制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纳税人总体而言，其税痛的大小变化并不大。
四级跳：扩大税权民意基础，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最终目标在于确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税制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就公共产品交换价款缔结和履行的法定型契约，就是国家与国民之间就公共产品交换的权利与义务规范。而且，税权民意基础的扩大，会从根本上弥补现行税制中存在的根本缺陷，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因此，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看，中国税制改革的二级跳应该是：在总体税负合理的前提下，间接税要降比，直接税应增比，从而逐步建构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格局。（作者为税收伦理学者，2013.11.06. 《中国改革》） 进入专题： 税制改革 。相反，间接税的弱项，恰恰是直接税的强项。三级跳：财政透明、预算公开，目标在于建立财税权力长效监督机制，逐步解决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的根本问题毋庸置疑，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公问题，直接关系着税制结构的稳定与否，也是评价一个税制优劣的根本标准。
税痛是一个税制优劣的晴雨表。要抵达优良税制，笔者以为，必须逐渐完成四级跳，即实现四个主要的税改目标。
而且，还会推高物价、抑制内需，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所以，直接税促使每个人监督政府，而间接税则压制人们对自治的任何企求。
但是，毕竟纳税人总体税痛的大小，才是评价税制优劣的主要标准。只有税权民意基础确实坚实了，这种税制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合乎国民的税收意志，包括提升国民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合意性。
问题是，有一利必有一弊，超强的聚财功能如果过度运用、长期使用，则会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税负，导致全社会优化再分配能力的低下，加剧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税痛。如果去掉了这根柱子，人类社会这个巨大而广阔的建筑物必定会在一瞬间分崩离析。当然，在税权、财权的全面优化时机尚不成熟时期，通过建立权宜性的纳税人利益表达协调机制过渡一下，进而为最终确立纳税人主导的税制创造条件，其努力的价值也不应完全否定。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下税制中存在的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的问题，就必须通过财税体制的共同优化，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财政透明和预算公开进度，尽快建立财税权力监督制衡的长效机制来解决。
须知，财富就是权力（亚当• 斯密）占有巨大的财富就意味着掌握了统治男人、女人和物质的权力。道理更在于，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不公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财税治理已经背离了增进全社会与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税制改革目标的权重而言，中国税改的四级跳顺序应该依次是扩大税权民意基础、建立税权监督机制、构建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制、总量减税和总体减速。如此看，致力于扩大税权，包括财权、预算权的民意基础，本应成为税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因为他担心缺乏有效制衡的税权会被滥用，从而过度侵入纳税人的私人空间，侵犯纳税人的利益，或许最重要的改革是将直接税制度改变为间接税制度，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侵犯公民私人事务的权力。毋庸讳言，长期被社会诟病的三公消费、决策浪费与腐败、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豪华办公大楼等问题，以及至今仍然十分讳言的预算不透明、不公开问题，无不预示着用之于民的不足。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542亿元，占9.98%。因为公正是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因此，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性就难以获得根本性的制度性保障，合意性也就难以有效增大。固然，征税人之间、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也十分重要，但与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问题相比，还是显得相对次要了。
就纳税人总体而言，在税负一定的前提下，这种相关性无疑是确定的，税负重则税痛大，税负轻则税痛小。因此，其结果只能是在征多少税、向谁征税、在哪个环节征税，以及如何花钱、为什么花钱、花多少钱、向谁花钱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无视纳税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既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也缺乏有力有效的监督措施，这自然会给财税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行为提供可乘之机，从而形成官员为纳税人做主的尴尬局面。
简而言之，税制优劣取决于它所能增进之国民的规模大小以及福祉总量的多少，集中体现为国民的合意性。这自然就会增加企业运营资金的压力，消减企业的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能力，等等。
坦率地说，这样的减税——满足于税负的谁负式的减税，影响的只是不同税种纳税人各自的具体的税痛大小而已。这岂不意味着，一方面，减税不是税改的全部，即便总量减税、总体减速，也不是税改的根本目标。
